我认为，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来的，就必有其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的天的。众所周知，人可以令驴和，这是违背这两动的天的，结果生骡来，但骡没有生力，这说明违背天的事不能长久。我个人的一个秘密是在需要极大快乐和悲伤的公众场合却达不到这快乐和悲伤应有的平，因而内心惊恐万状，汗下如雨。一九六八年国庆时，我和一批同学拥到了金桥畔，别人呼雀跃，下了幸福的泪，我却恨不能找个地钻下去。还有一需要补充的，那就是作为一个男，我很不容易厥，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我不知这些话有没有积极意义，但我知，当年的标准，我在内心里也是好的、积极向上的，或者说，是“忠”的，否则也不会有勇气把这些事坦白来。我至今信，主席他老人家知了我，一个十七岁的中学

有关理，哲学家有很多讨论，但据我的切会，它的关键是：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像我姥姥当年对待亩产三十万斤粮的态度，就叫有理。但这一有时候不容易到，因为会导致悲观和消极，从理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颇不容易。理就像贞，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回来的。不过这一很少有人注意到。从逻辑上说，从一个错误的前题什么都能推来；从实际上看，一个扯谎的人什么都能编来。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就会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从此迷失在万筒里，直到碰上了钉。假如不是遇到了林彪事件，我至今还以为自己真能保卫主席哩。

我们一顿，这也是军代表政治经验老到之。但是这些事已经不能安我了，因为我一向以为自已是个老实人，原来是这样的不堪信任－－我是一个说了不算的反复小人！说了要保卫主席，结果却没有保卫。我对自己要求很严，起码在年轻时是这样的。经过痛苦的反思，我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无能为力的，假如不是当初说了不负责任的话现在就可以说是清白无辜了。我说过自己正在寻找积极的结论现在就找到了一个。假设我们说话要守信义，办事情要有始有终，健全的理实在是必不可少”

我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起码在队时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患上了重病，加上不裹腹，病得要死。因此我就向领导要求回城养病。领导上不批准，还说我的情绪有问题。这使我猛省到，当时的情绪很是悲伤。不过我以为人生了病就该这样。旧版《浒传》上，李逵从梁山上下去接母亲，路遇不测，老母被老虎吃了。他回到山寨，对宋江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之后，书上写着“宋江大笑。”你可以认为宋江保持了积极和乐观的态度，不过金圣叹有不同的意见，他把那句改成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圣叹的意见，因为人遇到了不幸的事件就应该悲伤，哪有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虽然形势一片大好（这一现在颇有疑问），但我病得要死，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理由悲伤。这个故事这样讲，显得有突兀，应当补充些缘由：伴随着悲伤的情绪，我提要回城去养病；领导上不批准，还让我兴一“多想想大好形势”现在想起来情况是这样：四人帮例行逆施，国民经济行将崩溃，我个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简直该悲伤死才好。不过我认为，当年那程度的悲伤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