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的台阶下。没过多久，高祖来了，听了别人的讲述后认为他很忠义，允许他扶代王侑到顺阳阁，思廉哭泣着拜谢而去。看到这事的人都感叹地说：“真是忠义刚烈的人啊！人们说仁义的人有勇气，不就是说他吗？”

贞观二年，唐太宗将要埋葬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求陪灵送葬。并向太宗上表说：“我等受命于太上皇，在东宫做事，出入东宫将近十二年。隐太子与皇室中的一些人勾结叛乱，得罪了百姓和神灵，我们都甘愿受罚受死，担负罪过，但却没有如愿。陛下既往不咎，反而赐予官职，臣等怎样报答呢？陛下德义广播，道义超过历代国君，想着过去之情，能够明晓国家大义，展示骨肉间的深情，重新安葬二王。现在离安葬的日子不远了，我们是二王旧臣，旧君死后又侍奉新君，已施行了侍奉新君的礼节，而旧君的坟上长满了野草，万事尽毕，可是我们还没表达送葬的哀思。瞻望墓地，希望在安葬的当天，我们能送二王的灵柩到墓地。”太宗感于魏徵等人的情义，允许了他们。于是太宗下令，凡是二王宫中的官吏都去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忠臣烈士，哪一个朝代没有呢？你们知道隋朝谁是忠孝贞良的人？”王珪说：“我听说太常丞元善达留守京城，见群贼乘机叛乱，于是到江都，向隋炀帝进谏，让他还师京城。炀帝不听劝告，元善达哭着极力劝谏，炀帝大怒，于是派遣他到边塞从军，最后死在瘴疠横行的地方。还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作卫士，当宇文化及起兵叛逆时，独孤盛一人，抗拒而死。”太宗说：“屈突通为隋将，在潼关作战，听说京城陷落，便领兵向东逃窜。当我们的军队追到桃林的时候，我派遣他的家人前去招安，他就杀掉他的家奴。后来我们又派遣他儿子去，他却说：‘我蒙受隋朝任用，已经侍奉两代帝王。现在是我以死保全节的时候，你我过去是父子关系，现在我们是仇敌。’于是拿箭射他儿子，他的儿子只好逃走了。最后他所带领的士兵全都逃走，只剩他一人。屈突通向东南方向大声痛哭着说：‘我承受国恩，担当统帅，智能与力量都用完了，导致今天的失败，不是我对国家不忠诚。’话没说完，我们追上的兵士就擒住了他。太上皇授给他官职，他托病拒绝了。这种忠义操守，足堪嘉奖。”于是下令有关部门，查访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因敢于直谏而被诛者之子孙，上奏朝廷。

贞观六年，唐太宗加封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对他说：“武德年间，你曾向太上皇直言进谏，申明我有打败敌人平定疆土的功劳，不可以罢免我。我本性刚烈，如碰到挫折，恐怕承受不起忧愤之情，从而导致疾病终至死亡。今天为了表彰你的忠心正直，所以将升迁你。”陈叔达回答：“我认为隋朝父子自相残害，是导致灭亡的灾祸，我那时怎能容许眼看车要倾覆，而不管后车不改前辙呢？这正是我极力进谏的原因。”太宗说：“我知道你并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大计。”

贞观八年，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廉谨慎闻名，李弘节死后，他的家里要变卖珠宝。太宗听了这件事，在朝堂上说：“此人在世的时候，宰相都说他清廉，今天既然这样，那么推举他的人怎能没有罪过呢？必须好好地查证一下，不可掉以轻心呀。”侍中魏徵私下对太宗说道：“陛下一直说这个人不清白，但没有看到他接受财物。现在听说他的妻子卖珠宝，又要治他的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廉谨慎，自始至终不改的，只不过是屈突通、张道源罢了。突通三个儿子来应选，只有一匹不好的马，张道源的儿子穷得无法维持生计，没有见陛下有一句话涉及这件事。现在弘节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前前后后都大受奖赏，弘节死后，并没有什么关于他贪婪的言论，妻子卖掉珠宝首饰，并没有什么罪过。认为一个人清白，就什么都好；怀疑一个人不清白，就连举荐的人都要受到责备，虽然说痛恨邪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喜欢善行却也不见得深厚。我暗暗思量这种做法，没有见到其中可以值得称道的，我担心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些事，必然产生许多不好的议论。”太宗听了拍手称赞道：“这是我做事不好，没有思考成熟，说错了话，现在才知道一个人要不说错话也不容易呀，李弘节的事不要过问了。像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都应该各授予一个官职。”